夏榆，作家。现任《世界遗产地理》杂志主笔。曾任资深文化记者十年，多次访问海内外思想、文化、政治精英。自2005年起，多次报道“诺贝尔奖颁奖盛典”。著有访谈集《在时代的痛点，沉默》、《在异乡的窗口，守望》等，长篇小说《我的独立消失在雾中》、《我的神明长眠不醒》、《黑暗纪》，随笔集《黑暗的声音》、《白天遇见黑暗》等。
受访者:夏榆(作家，媒体人)
采访者:徐伟(媒体人)
2015年，诺贝尔文学奖首次颁给记者——白俄罗斯的阿列克谢耶维奇，让世人意识到，记者作为世界的沟通者和声音的传递者，所承载的价值与能量。
作家夏榆也曾是一位资深记者，在纸媒的黄金时期，突发事件、海湾战争、地区冲突、恐怖袭击……都成为他报道的对象。他并非战地或调查记者，而是选择从文化、艺术、历史的角度，来切入和观察时代风云的变幻。他遍访国内外知识界、文艺界、政界的精英人物，将他们的声音变成笔下汩汩的文字。他要求自己“不仅依靠记者的眼睛观察这些纷繁的人事，也要用作家的头脑注视时代的变迁”。2016年12月，他的两本访谈集《在时代的痛点，沉默》与《在异乡的窗口，守望》出版，这是他十年文化记者生涯的回顾与总结，也是他为诸多时代谜题交出的一份精神答卷。
徐伟:两本新著收录了你十年记者生涯的采访精华，除了可见的文字作品，记者经历带给你思想和视野上的最大收获是什么?对你观察世界的方式有何改变?
夏榆:思想的突破能力，视野的无边界限制，这是我以为的收获。我的记者生涯始于新千年，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，尤其民间社会有蓬勃之力，公共空间构筑健全，新闻媒介强劲崛起，新闻业兴盛，媒介的竞争呈现良好态势，新闻的专业主义成为行业主流。我负责的报道领域是知识界，包括艺文界，关注其间的思想潮流，关注杰出者的表现，这是我的职责。当时我的心愿就是将尊敬的杰出人物逐一访问。开始是国内，后来是国际。开始是艺文界人物，后来是思想和知识精英。这样的访问让我超越生活现实，看到这个世界杰出人物是如何思想，如何生活，如何面对他们自己和外部世界。
徐伟:穿梭于不同的文明地域之间，是否时常感受到强烈的“文明的冲突”?记者是一个沟通世界和传递声音的角色，你如何理解记者在文明对话中的功用?
夏榆:我更大的体会是“文明的滋养”。到不同的国度，就看到不同的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。我说有很多地方，我们不到达就难以看见，有很多人，我们不遇见就难以识别。你只有走出去才能看到真相。比如我在布拉格城市广场，很少看到全副武装的特警，人们在夏天席地而坐，且歌且舞，那种人的自由状态令我震撼，当然布拉格人的自由也是他们经过奋斗获得的。伊斯坦布尔，在我到达以前，对这样的具有伊斯兰色彩的城市怀有想当然的恐惧感。然而去过之后，看到人们普遍的精神安详，即使是斋月这样万众聚集的时刻，这个城市的市民都秩序而文明地在城市的公园、草坪席地而坐，他们离去的时候都会带走垃圾。我去蓝色清真寺，恢弘、瑰丽、壮美，上千人席地祈祷。清真寺卵石铺就的地面一尘不染，卵石幽光发亮。当然有恐怖袭击，但这是外部力量带给他们的恐怖，他们也会表达政治抗议，如同静默祈祷是他们生活的构成，抗议也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，我以为这都是健全社会的基本形态。
记者在文明对话中的作用，我觉得很简单，就是说出你看见的事实和真相。
徐伟:在你看来，怎样的对话才是有效的、有价值的?一个好的文化记者应该具备哪些素质?
夏榆:具备理解力的对话是有效的，深入到思想和心灵的对话是有价值的。要实现这样的有效和价值感就需要深厚而广博的积累，不只是知识的储备，还有思想的储备，阅历的储备。重要的还要有价值观，你的视野具备某种文明的维度，这时候你与人的对话才显示出意义和价值。好的文化记者，首先要是个有质感的人。有智识，有判断力，有价值观和精神立场。
徐伟:你曾提到一种语言或文化隔绝的状态，“一个地区的人不了解其他地区的人，一座城市不了解别的城市，一个国家不了解别的国家，”(《黑暗的声音》代跋)在这种封闭、阻隔、误解、冷漠甚至仇恨的状态下，如何成功抵达采访对象的内心，让人愿意向一个陌生的访问者敞开心扉?
夏榆:人性是不可阻隔的，人心是不可阻隔的。寻访也是求证，不管我们到哪里，如果怀有一颗求真的心，怀有人所应有的诚挚，没有一扇门是不可打开的。只要记者建立了职业的良好信誉，就会有机构接受你的采访申请，并做相应的安排。
徐伟:你曾说，对著作的阅读是容易的，但对著作之外的那个人的认识很难。你是否也遇到过“坚硬”的对话者，难以攻破其心理防线?你会如何处理?
夏榆:就经历而言，我觉得在国外，人们其实都有一种文明的教养，就是对媒介的尊重。对媒介的尊重就是对公众的尊重，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。因为他知道记者不是个人，是代表媒介及其身后的公众。接受访问意味着保持对话的姿态。所以没什么问题是不可问的，也几乎没有什么人是不可访的。我倒是觉得在中国，因为有些媒体新闻业职业信誉和公共品质的丧失，社会对它的尊敬感也减弱。
徐伟:20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也是一位记者，她的“乌托邦之声”系列都是非虚构的口述体，采访了大量的历史事件当事人。诺奖对非虚构写作的肯定，是否也在提醒我们重新审视非虚构作品的文学价值，重新界定文学的范畴?
夏榆:瑞典学院并非是文学的终极裁判所，诺奖也不是判定文学的绝对标尺。事实上，它只是一个尺度。诺奖对出版市场有某种影响，作家，好的作家不会为它写作。他们只为自己的内心写作。为自己的价值体系写作。当然，对于获奖作家来说，诺奖可以使作家的寂寞写作生涯被荣耀之光所照耀。在获奖以前，相信这个世界没有多少人注意阿列克谢耶维奇。不过她的了不起在于，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——比如在流亡和迫害中，她都能按照自己的信念坚持写作。
徐伟:在新闻写作之余，你也进行大量的小说创作，许多世界文豪都出身记者，比如海明威、马尔克斯、乔治·奥威尔等，记者经历对一个作家的小说创作会有何影响?在虚构与非虚构两种文体之间，你如何做到自如切换?
夏榆:我欣赏的由记者转为小说家的，还有奈保尔、加缪。新闻职业带给作家的影响就是广阔的社会视野，深入社会和人群的能力，对世事和人心的洞察了解。还有就是对公共事务的熟知，以及公共表达本身的专业性。虚构与非虚构，对这两者都要有清晰的文体意识，两者之间有叙事技艺的差别，要有清晰的界别意识，还要能自如掌握技术，如此切换就是自然的。
徐伟:中国的文学作品在西方的接受度很低，很难有世界级的畅销作品，如何看待这种现象?目前来看，中国文学是否正在缩短与世界文学的差距?你如何看待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问题，文学该坚持自我，还是与世界主流接轨?
夏榆:畅销，不是杰出文学的唯一标准。(当然，不畅销也不是杰出文学的唯一标准。)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和接受是个大话题，非我所能胜任。文学当然最应该坚持自我，杰出作家的写作并非为了畅销，也不是为了跟主流世界接轨。事实是相反，世界因为体现其文明，才发掘和呈现杰出作家。没有好作家的社会当然不能算文明的社会，索尔仁尼琴说:“一句真话,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。”我所说的好作家，是指艺术地呈现世间真相的作家，热爱人类正义，也有表达勇气的作家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