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与人的区别是很大的，有的人为了一点施舍可以舍弃一切去追逐，不管不顾。而有的人为了恪守，为了维护尊严，可以放弃生命。世上确有伟大的殉道者，如布鲁诺被烧死在鲜花广场，如许多许多为人类尊严而殊死一搏的人。这种情况屡有发生，而且被作为一种不可企及的人格高度得到推崇。这在大多数时候是可以理解的。生命一旦诞生，就要面临各种各样难以预测的复杂状况，有时候的确被逼到了绝境，因为不可承受而孤注一掷。我们对这种决绝给予了充分的谅解，并深深为之痛惜。我们不能将牺牲者的瞬间心情完全还原，只能凭个人的生活实践和人生经验来体味和领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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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另一方面，对这种激烈的生命反抗也会产生各种各样认识的盲角和误区。反抗的方式将因为不同的境遇而不同，因当事者的不同而变得千差万别。比如说陶渊明厌恶时世，不与当时的强势集团合作，却并没有像伯夷叔齐那样饿死在首阳山，而是转向了人人可为的耕作生活，并从中找到了自己的乐趣，获得了个人的满足。陶渊明将一种冲撞的激烈缓释开来，让生命变得丰盈和热爱。这种尊严的表达不是采用了瞬间撞击的方式，而是化为绵长徐缓的坚持力。他在强暴面前没有非此即彼，没有在合作或对决中执其一端。
有人希望他是一个维护晋室正统、不与强权合作的典型，很乐于强化诗人的对抗性。在一些人的愿望里，特别是作为一个旁观者，其实是很愿意看到“硬币”的另一面的，仿佛只有那样才算完美，才令人有满足和痛快感。然而陶渊明并没有满足这样的期待，不但没有做“另一面”，而且他的言与行也不处处对应着强权与时政，更多的倒像是受兴趣支配，是由着本性的一次职业变更。他直接做了“另一枚硬币”，即回到他自己最喜欢最能够接受的生活方式当中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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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事求是地讲，陶渊明离开官场的行为既有不合作的元素，也有其他，这里面本来就非常复杂，比如他习惯了自由散淡，比如喜欢农家生活，比如打理族产的愿望和责任，还有田野和酒的吸引，等等。这一类事情是最不能依照我们的心愿加以“提炼”的，一旦“提炼”出一个主题，就会说来说去没完，看上去也很像那么回事，很痛快很条理，但就是与实情不符。纵观关于古人今人的一些描述，一些分析和概括，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，因为凡是一个成熟的有阅历的人都知道，人这一辈子不会那么简单，不会那么逻辑化，这里面实在有太多的即兴太多的不可思议，更有太多的偶然性。
后人为了做文章这点私事和小事，常常不惜改变基本的事实，这种情形并不少见。比如抓住一点不及其余，比如任意拔高或贬低，比如把极简单的事情说得特别复杂或正好相反。像陶渊明，他即便在刚刚离开官场时火气很大，日子长了这火气也总要撤下来，因为他需要面对的东西还有很多，一切都要从头开始。这也是一个渐行渐远的过程，是一种很现实的、多重的选择。
我们也不能以诗人的道路去否定其他。陶渊明不应成为唯一的榜样，推动人类文明的方式也不止这一种。尊严的表达是自由的，它发自人性的本源。同样是不合作的愤怒，有时候也并不一定是出自心底的自由意志，而是一种不知不觉中的迁就。对强势的不妥协，除了直接的反抗与冲撞之外还有什么?这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提出过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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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渊明背过身去过自己的生活，不仅没有做出那种激烈的、大幅度的动作，而且很可能在许多时候并不认为这是一种“反抗”，平时大概也不会把这种事放在心上。但客观上看这样一种状态却一定包含了反抗力，但这反抗的目标既大又远:不仅仅是篡夺和背叛晋室的阶层和士族，而且还有违背个人天性和自由的诸多因素。
诗人自觉不自觉中做出的反抗，目标既巨大又分散，所以就需要更长时间的韧性坚持，仅靠一时的愤怒和决绝是完成不了的。
他的行为既包含了理性的推动、判断和鉴别，更是出于性情的偏爱。长久地做一件事，坚持下去，需要的支持力就要十分韧长。他要不断地回答一些问题，不断地犹豫和怀疑。也许就是这些反省和质询，才没有让自己在最艰难的时候放弃，没有重新折返到旧路上。因为他不会昏昏睡去，所有的总结和自叮，都会一次又一次将沉睡的尊严拍醒。(文/张炜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