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绛八岁在无锡、上海读小学。十二岁，进入苏州振华女中。父亲有一次问她：“阿季（注：杨绛本名杨季康），三天不让你看书，你怎么样？”她说：“不好过。”“一星期不让你看呢？”她说：“一星期都白活了。”
杨绛上课，不光带了耳朵，还带了脑瓜和嘴。有次国文课上，一位姓马的先生讲胡适的《哲学史大纲》，说到古人公孙龙的一个命题，“白马，非马也。”杨绛立马顶牛：“不通，就是不通。假如我说马先生，非人也，行吗？”杨绛这里显示出了黠慧冲动的个性。马先生不以为忤，笑着反唇相讥：“杨季康，非人也；杨季康，非人也。”这一师一生，在课堂上玩起了文字游戏。有同学见状，乘机起哄，说：“喔！马先生原来不是人噢！”结果挨了马先生的臭骂；而始作俑者杨绛，却怡然观变，平安无事。
年轻时的杨绛先生
起了个大早，赶了个晚集
1928年，杨绛十七岁，她用五年修完六年的中学课程，提前一年从振华毕业。杨绛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外文系，孰料起了个大早，却赶了个晚集——是年清华开始招收女生，但是南方没有名额。杨绛不得已，转而报考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苏州东吴大学。金陵女大她考了第一名。东吴大学初试第一，复试第二，状元为孙令衔夺得；但是校方说，论真本事，状元仍应该是杨绛，因为孙令衔是东吴附中毕业的，复试的考题，他在中学曾经做过。
杨绛选择了东吴。
东吴大学第一年不分文科理科，各门功课一起学。到了第二年，要分专业了，杨绛遇到了难题：她喜好文学，但是东吴的文科只有法预科和政治系。杨绛选择法预科，她想的是父亲已经退出官场，从事律师行业，自己学了法律，将来可以当父亲的助手，再说，在法政部门做事，有机会接触社会上的方方面面，熟悉人间百态，有利于将来写小说。
出乎杨绛的意料，父亲虽然干着律师，却不爱这个职业，坚决反对女儿步其后尘。杨绛在法预科读了一年，无奈，又改读政治。这是唯一的选择。
杨绛对法律兴趣不大，对政治更是索然寡味。尽管如此，在英才济济的东吴大学，她很快就以自己超群的实力，奠定了才女的地位。杨绛是那种过目不忘、一点就通的学生，她不用头悬梁，锥刺股，从不开夜车。杨绛进校之初，童心未泯，课堂上还和同学玩吹球，她双手合成船式，小球可绕手指转十几转。大一大二，个别功课偶尔失手，降为二等。到了大学三年级，她的各门功课，包括“四肢发达”的体育，都夺得一等。像她这样的“纯一”，全校只有三个，四年级一名，她班上两名，另外一名，是学理科的徐献瑜。
杨绛中英文俱佳，是班上的“笔杆子”，东吴大学1928年英文级史、1929年中文级史，都出自她的手。杨绛喜欢音乐，能弹月琴，善吹箫，工于昆曲。大学期间，她还自修法文，径直拜一位比利时的夫人为师，学了一口蛮地道的法语。
“我也得过一分！”
杨绛的青春是阳光的，她是北京、上海、苏州三合一的结晶。民国才女自不待言，如果不看她的自述，你很难想象，她还是东吴大学女子排球队的选手！1991年，杨绛在一篇名为《小吹牛》的随笔里说：“我刚进东吴大学，女生不多，排球队里我也得充当一员。我们队第一次赛球是和邻校的球队，场地选用我母校的操场。大群男同学跟去助威。母校球场上看赛的都是我的老朋友。轮到我发球。我用尽力气，握着拳头击过一球，大是出人意料。全场欢呼，又是‘啦啦’，又是拍手，又是嬉笑叫喊，那个球乘着一股子狂喊乱叫的声势，竟威力无穷，砰一下落地不起，我得了一分（当然别想再有第二分）。当时两队正打个平局，增一分，而且带着那么热烈的威势，对方气馁，那场球赛竟是我们胜了。至今我看到电视荧屏上的排球赛，想到我打过网去的一个球，忍不住悄悄儿吹牛说：‘我也得过一分！’”
哈，尽管只是“一分”，却是关键的一分，杨绛是胜利的功臣，且看她笔下稚气盎然的笑靥，散发出青春的无限欢乐。这篇《小吹牛》我曾经反复读过多遍，一遍又一遍地体会杨绛的大力搏杀，难怪她的生命那么强劲，她是有体育功底的。
借读生
杨绛初入清华，是1932年孟春。她的身份，既不同于季羡林，也不同于陈省身，她是客居，借读。
此事说来话长。杨绛高中毕业错过清华，那感情就像失恋，一直恹恹不乐。进了东吴，大学都读完两年，心仍惦着清华。这就成心病了。若要医治，途径还是有的：转学。在苏州不能办这事，要办得到上海，经过清华指定的考试，合格，才能给予转学。
1930年暑假，杨绛颠颠地跑到上海，交了费，领了准考证。节骨眼上，久患肺结核的大弟，突然并发急性结核性脑膜炎，这在当时，是不治之症。家里人心惶惶，手忙脚乱。杨绛自然无心赴考，机会又错过去了。也是在那一年，杨绛还有另外一个机会：鉴于她在振华女中的杰出表现，校方为她申请到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。杨绛考虑再三，还是放弃了——不到黄河心不死，冥冥中，她已听到清华园在召唤。
1932年初，杨绛本该读大四下了，东吴大学却因学潮而停课。为了完成学业，杨绛邀了好友四人北上京华，预备借读同属教会的燕京大学。到了北平，那四人都按计划通过了燕大的入学考试，注册就读，唯独杨绛临时变卦，改成借读清华。
杨绛长吐一口气，终于圆了清华园之梦。杨绛在东吴读的是政治，作为主课，她选了蒋廷黻的《西洋政治史》、浦薛凤的《政治经济史》、史实禄的《人类学》；出于兴趣，又选了朱自清的《散文》、温源宁的《英国浪漫诗人》。
杨绛入清华，最遂心快意的一件事，是结识了钱锺书。
新婚时期的钱锺书和杨绛
研究生
杨绛曾回忆对清华大学的第一印象：“1932年春季，我借读清华大学。我的中学旧友蒋恩钿不无卖弄地对我说：‘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图书馆！墙是大理石的！地是软木的！楼上书库的地是厚玻璃！透亮！望得见楼下的光！’她带我出了古月堂，曲曲弯弯走到图书馆。她说：‘看见了吗？这是意大利的大理石。’我点头赞赏。她拉开沉重的铜门，我跟她走入图书馆。地，是木头铺的，没有漆，因为是软木吧？我真想摸摸软木有多软，可是怕人笑话：捺下心伺得机会，乘人不见，蹲下去摸摸地板，轻轻用指甲掐掐，原来是掐不动的木头，不是做瓶塞的软木。据说，用软木铺地，人来人往，没有脚步声……下楼临走，她说：‘还带你去看个厕所。’厕所是不登大雅的，可是清华图书馆的女厕所却不同一般。我们走进一间屋子，四壁是大理石，隔出两个小间的矮墙是整块的大理石，洗手池前壁上，横悬一面椭圆形的大镜子，镶着一圈精致而简单的边，忘了什么颜色，什么质料，镜子里可照见全身。室内洁净明亮，无垢无尘无臭，高贵朴质，不显豪华，称得上一个‘雅’字。”
光阴忽忽，一学期弹指而过。1932年7月，杨绛结束在清华的借读，领到东吴大学的毕业文凭，并荣获金钥匙奖。
杨绛至此已离不开清华，命中注定，也已离不开钱锺书。怎么办？钱锺书怂恿杨绛报考清华研究院，研修外国文学，钱锺书本人即将跨入大四，杨绛一旦考上，两人正好可以再携手并肩一年校园。
这主意是高明的：人在恋爱时，智商常常得到大幅度提升，何况钱锺书本来就聪明绝顶。但是杨绛心怯，她担忧自己实力不济。如是蹉跎了半年，迈入1933，杨绛毅然埋头补习，鼓勇应考，结果居然——中了！
这里有一则让人啼笑皆非的花絮：清华事先公布，考外国文学专业的，增加第三外语。杨绛是教会学校出身，娴熟英文；自学，粗通法文；临时，又恶补德文，补到勉强可读施托姆的《茵梦湖》。到了考试那天，清华却宣布只考第一、第二外语，第三外语免试。杨绛白白在德文上浪费了许多光阴，还因此荒疏了法文，好在考试过关，无怨无悔。
中了头彩
杨绛此番进清华研究院，犹如人生中了头彩。选读的科目，都是她心仪的，包括翟孟生的《欧洲文学史》、梁宗岱的《法国文学》、吴宓的《中西诗比较》、吴可读的《英国小说》，以及朱自清的《散文》。梁宗岱先生的《法国文学》班，有同学二三十人，并非全部是研究生，其中一位王岷源，当时正在读大四，和季羡林同班。上课时，女生坐在前排，头一堂练听写，梁先生看完试卷，头一扬，喊道：“杨季康！”杨绛以为试卷出错，赶紧起立，准备恭听教诲。哪知梁先生笑嘻嘻地说：“你的答卷很好，都做对了。”接着又问：“你的法文是哪里学的？”杨绛回答：“我是自学的。”她说的是实话，老师是一位比利时夫人。梁先生很高兴，他说：“我也是自学的。”杨绛发音纯正，思路清晰，功底厚实，上课提问，每当旁的同学卡壳，梁先生总是叫她作答。
吴宓先生教《中西诗比较》，对好学生实行特殊待遇，他告诉杨绛：你不必堂堂课来，一星期交两篇诗作就行。尽管如此，杨绛还是每堂必到。吴先生是性情中人，杨绛喜欢听他讲自己的《落花诗》、《忏情诗》、《空轩诗》，听同学们跟他开玩笑。
杨绛、钱锺书在牛津大学留影
陪读
杨绛1933年入清华研究院，学制三年，她没有念完，只上了两年就半途而废。为什么？
事情的确非常重大：1935年初夏，未婚夫钱锺书考上了公费留英。这是钱锺书生活的拐点，也是杨绛生活的拐点。杨绛的几个姐夫，如堂姐保康的丈夫沈履是留美出身，时为清华教授，三姐闰康的丈夫何德奎也是留美出身，时为上海工部局会办，钱锺书英文再好，还没有洋功名，要知道，在帝制崩溃、科举取消之后，出洋留学已成了晋身上流社会的最佳阶梯。因此，杨绛不用权衡，她毫不犹豫地中断学业，回老家与钱锺书结婚，然后，水一程，陆一程，陪夫君迢迢远征。
钱锺书到了牛津城，进入牛津大学下属的埃克塞特学院，攻读文学学士学位。杨绛的任务是陪读，陪读则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牺牲。俗谚说，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，必有一个为之做出牺牲的女人。喏，杨绛就是。牺牲一开始就发生了：杨绛本来想进女子学院，研修文学，她慢了一步，报名时，文学名额已满，唯历史尚余空缺，杨绛不愿学历史，亦如当初在东吴不愿学政治，学政治那是别无选择，不学历史这回却可以自己做主，于是，杨绛干脆放弃报名，改为旁听——当然是旁听文学。
旁听不在册，没有学籍，没有文凭。但是，旁听也有旁听的好处，不需要做作业，不需要写论文，不需要参加考试，课外时间统统归自己支配。空前的解放，浑身的轻松。杨绛一下子从积久成习的课业重压下抬起头来，像婴儿一样，用喜悦的目光重新打量世界。
坐拥书城
继清华之后，杨绛很快又爱上了牛津大学的图书馆。这个馆远比清华要大，藏书远比清华为多。据说，早在莎士比亚在世的1611年，英国书业公司就承担了把各种新书（包括重印书）免费赠送给它一本的义务。杨绛从前在东吴，课余常在图书馆寻寻觅觅，想入文学殿堂而不得其门。跨进清华外文系，虽然圆了文学的梦，却因从前欠债太多，来不及补习。这回迈入牛津大学图书馆，真正是如鱼得水。图书馆的书不外借，临窗有一行单人书桌，杨绛占据了一张，自己直接从架上取书，读不完就留在桌上，旁人不会动，下次来接着看。国内此时正动荡不安，难得在牛津有这么一张书桌，有这么一幢图书馆，简直就是属于她的，似乎是天主特意安排，纵然不信教，想想，也要在胸前画个十字。
坐拥书城，杨绛着手制定一份自学课程表，并严格遵照执行。大体情况是：英国文学，以文学史为纲，经典作家，一个一个往下读，主要作品，一部一部仔细读；代表作而外，也读相关的评论。法国文学，也是以文学史为序。莫里哀的戏剧，她差不多全部涉猎；司汤达的《红与黑》，也啃了，但味同嚼蜡，索然无趣；偶尔读一些二三流的作家，如拉康特、梅里美；卢梭的自传《忏悔录》，名声很大，她几番打开，都读不进去，嫌脏；巴尔扎克一读再读，百读不厌；也读了左拉。此外，还浏览了很多英国剧作家的作品。
馆藏的经典作品，以十八世纪为界，再靠近，就没有了。馆方认为，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那叫糙，够不上优秀。因此，十九世纪以来大家的作品，杨绛就得从牛津市图书馆转借，一般是借到什么读什么，不再拘泥文学史的先后。
杨绛尝到了自学的甜头。白天，有课听课，无课，泡图书馆。充耳，盈目，莫非英文、法文，间或也有德文。晚间回到租借的寓所，改读中文。中文书是从国内带来，满满的一箱。兴之所至，也练书法，笔、墨、砚台、字帖，一律是自备，跟着她漂洋过海而来。宣纸则无，拿餐巾纸代替。在异邦的灯座下用毛笔写龙飞凤舞的汉字，也是人生一乐。
晚年时期的杨绛和钱锺书常常展开读书竞赛
夫妻读书竞赛
杨绛和钱锺书展开读书竞赛，比比谁读的书多。1935年年终统计，两人所读的册数不相上下。换个角度看，杨绛还是输给了钱锺书：杨绛读的多是小册子，钱锺书读的多是大部头；杨绛把中文书也计算在内，钱锺书只计算外文书；杨绛除开诗词，一般不重读，钱锺书有的书要看上几遍，他的体会是：“一本书，第二遍再读，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许多疏忽。最精彩的句子，要读几遍之后才会发现。”杨绛很少做读书笔记，钱锺书不仅做，还做得十分详细。杨绛在比赛结果的统计上，显然耍了一点无赖，自作聪明、无伤大雅的赖。
1937年夏，钱锺书通过论文答辩，取得牛津大学文学学士文凭。总结两年的得失，他觉得为学位而读，错过了许多想看的书，读了许多不必看的书，实在不划算。钱锺书引用一位英国学者的话自嘲：“文学学士，就是对文学无识无知。”因此，夫妇俩秋季从牛津大学转入法国巴黎大学，就学乖了，虽然注了册，交了费，并不积极上课，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，按自己规定的课程自学。
钱锺书注重的是学问，他阅读面极广，仅就语种来说，除中文外，又有英文、法文、德文、意大利文。杨绛因为女儿圆圆出世，要带孩子，精力不够，重点只放在法文。到巴黎初期，杨绛和钱锺书共同读过一本法文小说：福楼拜的《包法利夫人》。杨绛法文基础优于钱锺书，生字比他少，但是一年后，钱锺书的法文水平就远远超过了杨绛。杨绛后来自我解嘲，说她的法文知识就像钱锺书《围城》里的某太太，“生小孩儿都忘了”。
杨绛就这样一路旁听，一路自修。“心同野鹤与尘远，诗似冰壶彻底清。”难得有这样一份清明，难得有这样一处幽静。杨绛在清华没能拿到硕士学位，在牛津和巴黎也没有攻读任何学位；她要的是真才实学，不是文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