◆第一期东西联大学生合影，后排右一为白岩松，题字韩美林。 (资料照片)
白岩松，1968年8月生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，1989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(现为中国传媒大学)新闻系，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。1993年，参与创办中央电视台《东方时空》，并推出了《东方之子》等栏目。现在主持《新闻周刊》和《新闻1+1》等节目。2000年，被授予“中国十大杰出青年”。
我们过去是种粮食的，我们的优势也在于此，但现在有多少传统媒体在认真种粮食?想种好粮食有三个条件必不可少:多一点人，多一点投入，多一点时间。不少传统媒体做新媒体后，自己也开始炒菜了，但你炒得过人家吗?
约好上午10时半见面，戴着口罩的白岩松提前了七八分钟到。
感觉上，他是个老派人。
比如，他不用微信，我们联系都是通过短信。他短信必回，但一般会是一两个小时之后。这说明，他并不是一直抱着手机。用他的话说:“我和手机不亲。”
从报纸到广播，再到央视主持人，从1993年起，白岩松亲历了电视杂志、电视直播和电视评论三个时代。在他看来，每次变革的实质就是尊重规律、尊重时代和尊重期待，尤其要尊重人们不断变化的期待。
正因如此，白岩松在去年里约奥运会的开幕式上，尝试了一次段子手式的解说，反响强烈。也因如此，他觉得又到了做新东西的时候了，因为感受到了公众期待的新变化。
从这个角度看，白岩松又是个新派人。因为他不拒绝变化，希望通过尊重期待来凝聚期待，然后推动社会的变革。
里约奥运会段子手:“尊重期待是一个新闻人永远要思考的事，期待年年在变。”
高渊:很多人看了你解说的里约奥运会开幕式，把你称作“国家级段子手”。用这种轻松的方式来解说奥运会，你不是第一次尝试吧?
白岩松:对啊，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闭幕式我就是这样说的，当时传媒报道就非常多。4年前，别人管这叫“吐槽版”，现在又变成了“段子手”，其实风格是延续的。
当然，这次反响更大，可能因为开幕式从来都比闭幕式受关注吧。另外，开幕式容易冗长，因为有很长时间的运动员入场。把那种冗长的观众上厕所的时段，变成好玩的时段，就会吸引大家的关注。
高渊:为了这个开幕式，准备了多长时间?
白岩松:看怎么说，要说直接准备的话，我没有那么多时间。因为我之前在做“看巴西”系列，开幕式前准备了四五天吧。但在做“看巴西”前，就阅读了大量跟巴西有关的材料，这也是一种准备。
或者放得更长一点，过去4年都可以算准备。伦敦奥运会闭幕后，我在思考奥运解说的创新。我觉得真正的准备不能用四五天来衡量，我从2010年做亚运会开闭幕式，到伦敦奥运会、大运会，一直到这次，都可以叫准备。
高渊:你探索开幕式解说的变革，把它说得既有趣又有味，是想追求什么?
白岩松:我当然不是想收获“白岩松段子手”的称号。现在很少有人从专业角度来看问题。我去年提出一个说法，叫做尊重规律、尊重时代、尊重期待。过去谈前两者比较多，但很少谈尊重期待，其实人们的期待是变化的。
我觉得，满足期待是一个新闻人永远要思考的事，因为你不能拿着十年前的套路去对待现在的观众。规律有很多不变的东西，时代是有跨度的，一二十年一个周期，但期待可能年年在变。
现在观众对奥运转播的期待是，不仅要有，而且要好，越来越不喜欢大的词汇了。从2010年亚运会起，我就开始“破大词”了。从伦敦奥运会起，我尝试幽默、轻松、欢乐的解说。这次到了巴西，我就做得更加彻底了。之所以能迅速引起广泛反响，说明我尊重了观众的期待。
我的愿望不仅是大家一起热闹一把，开一些玩笑，更是追求背后有价值的东西。
那4年纸媒生涯:“当时非常不愿去报纸，但现在庆幸命运有这个安排。”
高渊:你是从1993年开始做电视的，在那之前做过一段时间纸媒?
白岩松:我在《中国广播报》当编辑，整整4年。我是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的，分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。当时希望工作岗位离新闻近一点，比如去做“早报摘要”之类。但因为种种原因，让我去了《中国广播报》，当时感觉就是一个登节目表的地方，同事们都年纪比较大，我是非常不愿去的。
高渊:时隔多年回头来看看，这段纸媒生涯有价值吗?
白岩松:我现在非常庆幸，命运有这个安排。
正因为去了报纸，才会锤炼自己的文字，才会有时间尝试很多东西，比如说后来我兼职做了一年多广播主持人，自己还不断写东西。我到那儿不久，就成为一个整版的编辑，既要约稿，也要改稿、起标题、划版样，还要去印刷厂，当时还是铅印。
大学刚毕业时，我不知道什么是好文章，但4年后知道了。我还在报纸上写各种评论，同时写了《中国流行音乐小史》，9万多字。我在报社得过“最佳标题”、“最佳版面”、“最佳文章”等等，把该得的奖都得了。
高渊:这4年其实是为后来打基础。
白岩松: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底。我们报纸是周报，我有大把的时间思考和写作。后来做电视直播、新闻评论，都跟这段经历是对应的。我经常说，所谓口才的最高境界是“出口成章”。
《东方时空》的江湖地位:“从第三种语言系统的搭建，到平视访谈对象的态度的建立，再到平视整个社会。”
高渊:后来是什么机缘去了央视的《东方时空》?
白岩松:就是因为不断发表文章。1992年底到1993年初，中央电视台有一帮人在筹办《东方时空》，缺个策划。当时崔永元也是我们广播电台的，他有个同学在那个组里，就推荐我去，说小白在广播报上的文章挺不错。
高渊:去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自己出镜?
白岩松:我一开始还是兼职，我当然不愿意出镜，不然被电台的同事看到不大好。但《东方时空》的制片人时间够狠的，我被赶鸭子上架当采访记者。
因为这档节目要填补央视早上节目的空白，我记得时间对我说:“你觉得有谁会这么一大早看电视吗?”
高渊:20多年过去了，很多人依然对《东方时空》印象深刻，你认为它带来了什么?
白岩松:《东方时空》 最重要的历史贡献，是对语态的改变，它改变了过去那种高高在上的电视语言体系，我把它定义为“第三种语言系统”。它既不是老领导的话语，也不是纯粹街头巷尾的老百姓话语，而是一种全新的语言状态。
另一个变化是这个节目的平视态度，既不仰视也不俯视。“平视”这个词是我引入央视评论部的，大家都接受了，后来写进了我们的“部训”。
高渊:《东方时空》究竟靠什么奠定了江湖地位?
白岩松:《东方时空》从第三种语言系统的搭建，到平视访谈对象的态度的建立，再到平视整个社会，由此舆论监督成为中国传媒题中应有之义，到现在已经习以为常。我觉得，这就是《东方时空》的江湖地位。
